民意的交锋，对立观点的争鸣，审判过程所彰显的法制教育意义，已经远超越了孙伟铭“生或死”的价值
等待。不仅是穿着橘黄色球衣，在看守所羁押九月有余的孙伟铭，躺在重庆协和医院病床上的孙林，二审辩护律师施杰，失去父母的张志宇和金宇航，还有上百家媒体，数千万计的普通公民，都在等待一个结果。
9月8日，四川省高院第三审判法庭。复庭18分钟后，审判长宣读了终审判决：“孙伟铭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，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”
审判庭内外，云集着扛着长枪短炮，从各路赶赴现场的记者；最高院门前，站满了自发赶来，甚至是上班请假的群众，他们都期盼能第一时间得知审判结果。
这起酒精酿成的刑事案，在全国所引起的争论，其影响已远远超出了案件本身。
首例死刑掀起轩然大波
孙伟铭案的真正发酵，是在一审判决之后。
此前，对这场四死一伤恶性交通事故的跟进报道，主要来自本省媒体。毕竟，醉驾刑事案件年年发生，多人死伤的惨祸，在全国也时有耳闻。
根据司法部2008年的一项调研结果显示，我国每年酗酒肇事立案400万起，全国每年有10万人死于车祸。
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里，除了前来听审的三四十名当事双方家属，上百张蓝色座椅空着，加深了整个法庭的沉闷和肃穆感。
“死刑”。当这两个字从女审判长口中吐出时，法庭上响起了被害人家属的掌声，“立即执行，死刑立即执行。”有激愤的家属当庭喊道。
次日，有关“孙伟铭一审被判死刑”的消息，在短时间内被各大媒体转载，并迅速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。
与此同时，一场针对“酒后驾驶”、“危险驾驶”司法问题的研讨会在最高法院召开。
作为“全国首例醉驾死刑案”，孙伟铭是否应判死刑，在法律界掀起轩然大波，普通市民、网友则分成两大针尖对麦芒的阵营。
据“中国法院裁判文书数据库”的统计结果表明，从1998年到2008年的十年间，涉及机动车类案件，最终以“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”定罪的仅有十一起，且判决基本在十年（含）有期徒刑以下。该罪常见的起因为：报复泄愤驾车撞人、逃避查处驾车撞人等。
无证、醉驾、逃逸、撞人致死。审理此案的法官表示，孙伟铭无视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、健康和财产安全，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，其主观故意十分明显，依照我国《刑法》相关条款，最高可判处死刑。
定罪量刑的民意交锋
一审宣判后，成都当地的五名律师，向最高院联名上书，认为量刑明显过重，呼吁法院“刀下留人”，并希望最高法院能尽早出台司法解释，规范此类案件的量刑标准。
孙伟铭的辩护律师施杰和陈红认为，事发当天，孙伟铭是在酒后意识很不清醒的情况下发生追尾、超速、越双实线，所以这并不是故意的行为，更没有危害公共安全的主观故意，按照目前罪刑法定的原则，应以交通肇事罪定罪。
但孙无证驾驶和多次违章，激起了部分网友的愤怒：“自己喝了酒，无论多少，还要自己开车，本身就是对他人生命财产的一种主观漠视。因为酒后驾车的风险是必然存在的。圣人畏因，凡夫畏果。醉驾之人，从犯罪动机来看，无论是否造成后果，都应予以严惩。”网友skyscorpio认为。
“没驾照还开车，是否有间接故意之嫌？若是，故意是肯定了的，就绝不可能是交通肇事。”网友penglu1982表达了他的看法。
一个事实是，各地在起诉和审理醉驾这类交通肇事案时，所采用的罪名并不一致，在具体量刑上也存在较大差别。
“我觉得判死刑是重了点，醉酒驾车太普遍了，出了事故才被社会关注。”另一名网友则相对较为冷静。
更多的民众则寄予本案所带来的警示作用，认为如果孙伟铭被判处死刑，可以唤醒醉酒驾车的人，减少同类案件的发生。
孙案的标杆意义
二审判决前，孙伟铭父亲孙林百万元赔偿换来的“谅解书”，与最终判决结果之间的关系，成为舆论的新热点。
“100万换一条命”，孙伟铭改判无期后，持此观点的民众并不在少数，在当前司法环境尚不尽如人意的背景下，他们自然得出了“中国式逻辑”的推断。
对此，四川省最高院在判决书中，详细解释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交通肇事罪的区别，并指出被害人家属出具的“谅解书”，只是依法从轻判处的考虑情节之一。
在起初一片个人情绪化的表达中，出现了更多理性的声音。对此案的关注，也不再局限于孙伟铭是否“该杀”。
走在任一城市的街头，类似闯红灯、开车不打转向灯、超速等交通违章行为并不罕见。甚至连被害人家属，也曾有过酒后驾驶的经历。
8月中旬，公安部决定，在全国开展“严打”行动，加大对酒驾行为的处罚力度。
包括中国犯罪学会副会长卢建平在内，数位法学界人士认为，现行刑法体系对交通肇事罪的认定，已经社会现实状况脱轨，建议增设“危险驾驶罪”。
在新闻发布会上，最高院负责人黄尔梅表示，四川省高院的二审判决量刑判决恰当，今后将出台相应司法解释，对醉酒驾车犯罪统一裁定标准。
“普通老百姓交通意识又有多强呢？”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佟强强调，只有将法律的制裁、教育、预防等各种功能统统加以利用，最终才可能会有将来社会整体交通秩序的好转，交通事故大幅度下降。
民意的交锋，对立观点的争鸣，审判过程所彰显的法制教育意义，已经远超越了孙“生或死”的价值。
孙伟铭一案已经“尘埃落定”。但对于死刑制度的反思，对建立遏制醉酒驾车长效机制的讨论，对完善受害人国家赔偿制度的，却刚刚才开始。
